第六章全球主要国家种子市场规模、产值、消费量、价格、市场占有率、供需格局增长率及发展的新趋势（2018-2029年）

　　第十章全球及中国种子重点企业产值、产量及市场占有率分析（2018-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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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种子行业发展起步较晚。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种业处于相对原始状态，作物品种改良和推广基础十分薄弱，种业发展极为缓慢。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种业市场才得以初步建立并发展。我国种业经历了以下时期：

　　①种业起步发展期（1949-1977）：实行“依靠农业生产合作社自繁、自选、自留、自用，辅之以调剂”的方针，在全国建立起以县良种场为核心、公社良种场为桥梁、生产队种子田为基础的三级良种繁育推广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水稻、小麦、棉花等主要农作物育种工作，对提高产量、改进品质、增加抗病虫害能力等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但发展基础仍然薄弱，生产用种呈现出“多、乱、杂”的特点，未实现良种的专业化生产。

　　②种业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期（1978-2011年）：初期实行“品种布局区域化、种子生产专业化、加工机械化、以县为单位统一供种”的方针，以大规模建设各类原（良）种场和种子繁育生产基地为核心。2000年《种子法》出台后，我国种业进入法制化轨道，行业进入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期，非公有制企业逐步增多成为市场主体。此后，原农业部把2010年定为种子执法年，确立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的核心产业地位，明确了深化种业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加快行业整顿整合，为我国种业逐步走上了产业化、市场化奠定了基础。

　　③种业现代发展期（2012年至今）：新时期种业体制改革和科学技术创新引领现代种业发展，农产品生产量质齐增。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解决好种子问题”作为年度经济工作重点任务单独列出，提出要“开展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先后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指引和规范中国种业发展的基本法律与时代进一步接轨，出台《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的意见》《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促进现代畜禽种业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提出加大种业扶持力度，加快国家级种子生产基地建设，推进种企做大做强。2021年7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种业振兴行动方案》。中央、国务院再次对种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有关部门围绕种质资源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企业扶持等方面构建了全面的配套政策支持体系，引导资源、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向重点优势企业集聚。2022年7月，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扶持国家种业阵型公司发展的通知》，提出必须把扶持企业作为打好种业翻身仗的关键一招，要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研发能力、产业带动能力、国际竞争能力的航母型领军企业、“隐形冠军”企业，加快形成优势种业企业集群。

　　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我国农作物选育水平、良种水平和供应能力明显提升。种业阵型企业集群初具雏形。

　　2021年我国种子市值达1,280亿元，市场规模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相比海外市场，国内市场孕育着更大的发展机遇，随着生物育种产品的持续推广，我国玉米、大豆等农作物种子市场规模有望持续扩张；同时我国消费者的消费水准不断提高、饮食结构一直在优化，高端蔬菜种子需求也将快速提升。

　　2021年，各地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进一步加大粮食生产扶持力度，支持复垦撂荒地，开发冬闲田，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2021年全年粮食种植培养面积17.64亿亩，在全国农作物总种植培养面积中占比约70%，比上年增加0.12亿亩，增长0.7%，连续两年实现增长。

　　玉米、水稻、小麦是我国三大粮食作物。2021年，全国玉米、水稻、小麦的用种面积分别为6.50亿亩、4.49亿亩和3.54亿亩，分别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36.25%、25.04%和19.72%。其中，玉米是我国种植培养面积最大的农作物品种。

　　我国种业深受计划经济时代种业制度影响，公司数较多，且以中小企业为主体。截至2021年，全国实际开展经营活动且纳入农作物种业统计的持有效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有7,668家，其中经营玉米种子持证企业1,920家，呈现出行业过于分散且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的行业竞争格局。

　　根据中金企信统计数据，2020年，我国前五大种企市场占有率13.80%，较上年提升4.3%。但相较于全球的公司竞争格局来看，我国种子行业集中度不高。

　　我国种业格局分散的根本原因是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到位等。对标国际种业巨头的垄断地位形成于生物育种技术的快速推广期，其核心竞争力主要通过领先行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来建立，我国正处于生物育种的推广前期，受益于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健全和竞争环境的持续优化，行业格局有望重塑，具备核心生物育种技术的企业有望获得市场占有率的持续提升。而我国市场作为全球第二大种子市场和未来成长潜力最大的市场，能够把握国内市场机遇的企业，有望通过中国市场发掘新的增长点，也有望在国际市场之间的竞争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我国农作物从选育成功到应用推广一定要通过品种审定以进入市场，申请审定的品种需要经过品种试验，早期品种试验主要由国家和省两级种子管理机构组织实施，但随着育种主体逐渐增加，企业育种能力的上升，申请审定参加品种试验的农作物品种数量呈爆发式增加，国家和省两级试验渠道已难以满足试验需求。自2014年起，原农业部深化“放管服”改革，拓宽试验渠道，额外增设绿色通道、良种攻关、联合试验体、特殊品种试验，以扩大试验容量，缩短试验周期。同时，允许自主试验等方式减少排队时间和简化程序。自此，品种审定步入快车道，过审品种数量井喷。但伴随而来的是行业进入低质化竞争，产品同质化情况严重。

　　2017年，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修改《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标准（国家级）》，改变过去“唯高产论”的品种评判标准，以品种种性安全为核心。2021年，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发布《国家级稻品种审定标准（2021年修订）》《国家级玉米品种审定标准（2021年修订）》，提高稻和玉米品种审定门槛，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激励育种原始创新，引导培育突破性品种。2021年，通过国家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1,875个，与2020年相比增加276个；通过省级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4,547个，较2020年增加942个。

　　审定标准的提升，有利于市场回归品种良性竞争，审定品种的增多将丰富种企的产品矩阵，为种企扩大优势区域、丰富产品线提供强有力支持，逐步提升种企的产品竞争能力。伴随着政策对自主试验的资格进行限定，审定渠道资源将向有突出贡献的公司聚集。品种同质化、结构单一的企业将随着经营风险的加大和利润空间变薄逐步被挤压。

　　2）全球粮食供需关系紧张背景下，粮食安全重要性愈发凸显，生物育种产业化落地可期

　　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称，全球约三分之一土壤退化，导致土壤肥力流失、作物营养质量下降。与此同时，地理政治学风险上升也为全球粮食供应带来了短期冲击，俄乌冲突升级扰乱了全球供应链。据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统计，在俄乌冲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冲击之下，当前全球超过20个国家实施了粮食出口限制政策，叠加极端天气造成的粮食减产、粮食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愈发凸显。供给减少而需求上升，正导致全球粮食价格进一步上涨，而粮食进口成本的增加也将加剧粮食风险。

　　种源安全事关国家安全，保障粮食安全，着力提高粮食作物单产水平、培育高品质粮食作物新品种是关键。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农业科学技术和装备支撑，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大面积上涨、国内饲料原料供需的缺口扩大、以及病虫害等坏因均加强了技术渗透、提升生产效率的诉求，生物育种技术，诸如转基因技术等的加速推广已迫在眉睫。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统计，2021年我国农作物种子贸易额达到10.1亿美元，但是进口额高达6.8亿美元，出口只有3.3亿美元，贸易逆差达到3.5亿美元。

　　生物育种技术的发展，是带动种业发展的新引擎，是提升种业竞争力的利器。转基因技术作为“打好种业翻身仗”的重要一环，对单产的提升可以有效弥补我国耕地面积不足的劣势，降低由于玉米、大豆等农产品进口依存度高带来的粮食安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