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4年02月18日 10:56进入三农论坛来源:农民日报手机看新闻
2月10日,在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举办的现代种业发展培训班上让中国种业企业“走出去”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家种企老总针对企业如何“走出去”、竞争力何在、风险在哪里、困难有哪些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粒种子能改变一个世界。随着深化种业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内种业企业同国际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高品质人才、优异种质、先进育种制种及装备制造技术等方面的引进力度不断被加大。在“引进来”的同时,“走出去”的呼声也慢慢变得高。政策开始支持企业到国外建立研发中心,整合国外优异资源和技术,并鼓励企业在境外申请知识产权保护,支持有品种权和专利技术的企业开拓国外种业市场。我国种子企业针对东盟各国、非洲、中亚等国家或地区的合作空间不断被拓展。在开放中竞争,在竞争中发展,“走出去”可以有效促进我国从种业大国向种业强国转变。
“走出去”,有助于提高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种业,缓解饥饿与贫困,确保粮食安全,这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一致,令我国处于道义制高点;同时,“走出去”还有助于提高我国种业竞争力,拓展发展空间,推动农业现代化,提高外交、粮农事务影响力和制定国际规则、影响价格形成的话语权。
需要明确的是,种企“走出去”,还必须要学会放长眼光,克服单纯的贸易思维。深圳创世纪种业有限公司总裁杨雅生说:“单纯将种子卖到国外去,并不是‘走出去的长远之策;种业企业一定像跨国企业那样‘落地生根,利用自己的育种水平和技术方法选育适合当的品种,虽然从短期来看人员、资产金额的投入都很大,但长久来看回报也不会小。”
“要下力气投入,做好技术、人才、管理等各方面的储备,且要做好长周期的准备,不能急功近利。”中国种子集团副总经理田冰川和记者说,“要针对目的国的特点,开展属地化的产品研制、产品测试、品种审定、产品供应链建设、营销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售前售中售后服务等一系列工作,要最大限度地考虑文化差异和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状况。”
种业作为农业的一个重要分支,同常规农业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科研实力是种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无论在国内种业打出一片天地,还是在国际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科研实力都是决定性因素。
“对于种业企业来说,要想‘走出去,技术是最重要的。”杨雅生认为,很多亚非拉国家同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一样,市场很大,需要引进的是先进的技术。通过技术专利转让、专利许可、利用当地资源选育品种等方式,我国种业公司能够成功打开国际市场的大门。
深圳创世纪已经积极“走出去”了。目前,该公司已同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其中,2009年在巴基斯坦建立了育种站,逐步建立了“育种站—试验站—市场”的发展模式,开展棉花、小麦、水稻、玉米、油菜等作物的育种工作,公司自有品种中已有4个棉花品种、2个水稻品种以及2个小麦品种在参加巴基斯坦国家区域试验。
“在走出国门之后,同我国种企相竞争的就是杜邦先锋、孟山都、先正达这些国际顶尖的种子企业,所以研发技术是至关重要的。我国原来把种业当作农业,而欧美当作工业,如今种业慢慢的变成了高科技行业。”北京奥瑞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庚辰认为,“靠技术走出国门,我国在水稻技术上是有优势的,而在玉米技术上除欧美等国外,我国也有一定的优势。”
以技术优势为纽带,将国内的人才、技术同当地的育种资源、资金等优势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本土化”,这是跨国种业巨头强势扩张的“不二法门”,也是我国种业企业“走出去”的必经之路。
种企进入国际市场,技术优势是敲门砖,但要让技术优势变成市场优势,离不开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种业企业来说,人力、财力都是有限的,如果投入过多的人力、财力到知识产权保护上,就可能会影响到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国内如此,“走出去”也是一样。知识产权是维系市场平衡的杠杆,一方面维持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另一方面链接中外,促进技术、资源、人才的流动。
相比在国内市场推广新品种,境外推广需要的前期投入更多,难度也更大,如果被其他公司趁虚而入,就会使企业的所有投入付诸东流。北京华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贾俊对此有着深刻的教训:该公司想要打开印度市场,和印度公司谈好的价格是每斤种子22美元,结果被另外一家中国企业以每斤20美元捷足先登。“就是这2美元,企业前期的投入都打了水漂。”贾俊无奈地说,“我仔细算过,20美元的报价,扣除成本之后基本没利润。”
这种相互压价的做法,不利于中国种业企业走出国门。追根溯源,企业老总们都将矛头指向了尚不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现有品种能确权的就得确权,不能确权的可当作公共资源。”天津德瑞特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德华认为,应该建立品种DNA指纹数据库,新品种申请必须与数据库里的品种不一样。
隆平高科总裁彭光剑也说:“首先要有保护,才能走出去,同时要确保在保护好我国种质资源的前提下‘走出去。”
如今,慢慢的变多的种子企业走出国门,但是在“走出去”时也遇到了许多困难。这其中,既有种业企业自身在国际化运营、属地化管理的经验、能力、人才等总实力还相对较弱的原因,也有有关政策尚未配套的原因。
北京京研益农科技发展中心副总经理兼企划总监丁海凤和记者说:“目前,京研益农有20~30个品种销往国外。新品种试种、推广需要大量资金,假如没有国家政策支持,企业只能将这些经费支出分摊到品种上,全成本核算下来与在国内推广没什么差别。”同时,为降低成本,企业往往会在当地寻找合作方,但没有长期深入的了解,合作双方都免不了相互“猜忌”,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如果有政府牵线,合作双方都会“踏实很多”。
“走出去”的道路并非一马平川,还存在很多困难,国际上“”、“资源掠夺论”和“新殖民主义论”等言论依然存在;同时,很多国家的保护主义壁垒森严,不同的国家制度环境差异很容易引发纠纷,还有一些国家政局不稳风险难控,这些都是我们要努力克服的困难。同时国家也会给予企业政策上的帮助。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谢建民谈到种业“走出去”时说:“国家金融政策对于‘走出去的支持大多数表现在财政资金、税收政策、信贷支持、保险政策等方面。总体上,我国在各方面都有一些支持政策,但尚未形成有效的政策支持体系,这同样是需要不断加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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