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明白准确地提出要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全国人大代表、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在“部长通道”上表示，正在研究制定打好种业翻身仗行动方案，力求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重大突破。

　　这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如何从源头发力，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让14亿人吃得更好？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直抒己见，献策支招。

　　全国两会前夕，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泰安市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所长孔怡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山东省已经着手启动建设农作物和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库。“如果说每个省的种质资源库是‘点’，那么国家种质资源库就是‘面’。只有点面结合，才能让种质资源应收尽收，起到真正的保护作用。”

　　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我国作物育成品种中，80％以上含有国家作物种质资源库圃资源的遗传背景。新的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建成后，保存能力将达到150万份，位居世界第一。但在省级层面，种质资源的保护能力还参差不齐。

　　保护家底，丰富种质资源是所有育种人的愿望。孔怡呼吁，各地要积极努力配合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完成最后707个县种质资源的普查和抢救性收集。

　　相比农作物，畜禽种质资源的保存利用更为急迫。“虽然我国以地方品种为基本素材，近10年培育了100多个畜禽新品种，但市场占有率不高，‘顶天立地’的品种少，距离畜牧种业强国还有差距。”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认为，要发挥新型制优势，力争“十年磨一剑”，实现我国从畜牧种源进口国到输出国的转变。

　　赵皖平建议，我国畜禽种质资源还存在品种混杂、部分地方畜禽种质资源流失严重等问题，像山东鲁南牛、河南南阳牛、安徽皖南黑猪等都是非常珍贵的品种。下一步要建立畜禽遗传资源登记制度，将国家、地方、企业、个人所掌握的资源纳入国家统一管理体系，对登记的资源依法依规予以保护。

　　同时，针对畜禽种质资源的特点，赵皖平认为，应健全原产地保护和异地保护相结合、活体保种和遗传材料保存相补充机制，建立持续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形成以国家为主的畜禽种质资源保护局面，逐步建立健全国家和地方分级负责、重点突出的畜禽种质资源保护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种业科技取得了明显成效：自主选育的作物品种种植培养面积占比超95％，畜禽、水产的核心种源自给率分别达到75％和8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和重要农副产品种源立足国内有保障。但不容否认的是，与国外领先水平相比，我国种业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还有不小差距。

　　“在一些发达国家，种业已进入‘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技术’的育种4.0时代。我国仍处在以杂交选育和分子技术辅助选育为主的2.0时代至3.0时代。”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万建民认为，破解种业“卡脖子”问题，要突出抓好种业自主创新，这是实现种业自立自强的关键。

　　“要加快推进农业生物育种重点项目实施，开展主要粮食作物、特色作物和畜禽水产育种联合攻关，加快培育高产高效、绿色优质、节水节粮、宜机宜饲、专用特用新品种。要强化育种遗传基础、分子育种技术等前沿性公益性研究，坚持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万建民建议。

　　推进种业创新，还需机制活起来。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杨玉成建议，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种业科学技术创新体系。“要打破现行的条块分割、分散管理的育种科研体系，构建由政府引导，科研院所、高校、种子企业分工协作的创新体系。同时鼓励科技资源向企业流动，提高种业企业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长李成贵看来，科企合作是搞活自主创新体制的必然方向，但目前还需要相关的激励机制作为“润滑剂”。

　　“要让科学家创造价值，企业家放大价值。”他举例解释，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培育的玉米品种“京科968”每年推广面积在3000万亩左右，正是得益于“1+7”的科企合作方式，“院玉米研究中心与7家大型种业企业合作，每家企业给中心200万元，取得品种使用权，极大激励了育种人员的积极性，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卓有成效。”

　　种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市场环境。然而目前，“套牌侵权”仍是让企业最为头痛的问题，“谁搞原始育种，谁就是‘冤大头’”。

　　原始创新是企业的“生命线”，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原始创新。当前，我国农作物育种更多停留在对主要推广品种和核心骨干改造的“修饰性育种”和“模仿育种”上，同质化问题严重，突破性品种缺乏。

　　“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模仿育种养活了一批小散种企，扰乱了种业市场。”李成贵呼吁，要提高遗传相似度要求标准，充分的利用现代技术方法，加大执法力度，规范种业市场管理。

　　目前，农业农村部已经构建了玉米、水稻、柑橘、辣椒等13类作物的指纹图谱库，现在的技术能实现两个品种的单独比对，如果某个“仿冒”品种申请授权，通过基因指纹图谱库的筛选，可以让其原形毕露。

　　除了技术方法的支撑，制度层面的设计也十分重要。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农业大学常务副校长马传喜建议，改革我国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探索按照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对实质性派生品种或使用授权品种进行育种作出明确规定，试点对植物品种提供专利保护。“可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先行启动实施小麦、水稻等作物常规品种的审定和保护，视条件成熟后再扩大到玉米、水稻等作物杂交种品种的亲本材料。”马传喜说。

　　维护种子市场，建立健全法律和法规是重要手段。“各地还应制定出台种子法的实施细则，完善品种审定制度，规范各渠道的试验管理，完善品种审定程序，逐步加强种子市场监督和知识产权保护，为种业市场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张大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