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于大多数种业企业来说,他们正面临着生死抉择。这一切,是由于2010年9月,在中国种业信息网上公布的一则《〈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修订稿)意见》。这枚在种业投下的“重磅炸弹”,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抬高准入门槛,而且幅度最高达到6倍。据估计,如果按照新办法实行,种业市场势必要“变天”,目前的大多数种子企业将面临或消失、或合并、或转型的命运。

　　记者拿到的几易其稿的一个新版本显示:申请生产杂交稻、杂交玉米、转基因棉花种子的,注册资本不可以少于3000万元；申请经营上述种子的,注册资本也不可以少于3000万元。而目前的门槛分别都只有500万元,提高了6倍。

　　如果生产、经营其他主要农作物的常规种,门槛从100万元提高到了500万元。若想申请成为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的企业,注册投资的金额从3000万元提高到了1亿元。草拟的新规定,还对企业的固定资产在注册资本金中的比例做出了限定。新政策同时还对种子管理的权限,做出了重新划分,权利上移并集中的趋势较为明显。

　　这一门槛,对绝大多数企业来数都显得太高了。L种业公司是山东省某科研机构的直属企业,这家科研背景较强的企业,目前的注册投资的金额为500万元。据该公司董事长介绍,在山东,与他同等注册资金规模的种子企业就有200多家。但是据他了解,一下子能迈过这个新门槛的,实在不算很多。

　　这些新规定对资金雄厚的大企业来说,并没有大的影响。一些有积累、上规模的企业,在回答如何理解、面对新政策时,大多选择了慎重表态乃至回避；不少在某些方面有一定优势的中型企业,则表示正在寻找出路。

　　作为拥有较强科研力量的企业,L公司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的表态比较积极。该公司董事长说:“我们觉得国家政策的思路是没错的,对规范市场行为是好事,毕竟现在种子市场上企业太多了。下一步,我们可能会联合别的企业,组成新的公司来满足政策要求。”

　　现在,杨明一手经营多年的济南杨氏种业慢慢的变成了了历史。一个月前,杨明刚刚把此公司注销了。“国家的政策咱们不可以左右,农业部的人调研过我们,我也表达过我的意见,但是改变不了最后的结果。”杨明说,“今后,我可能就干个体了,给别的企业供种。”杨明透露,农业部有人私下里对他说,“像我这样的情况,有一定的概率会允许采取挂靠的形式来生存。”还有些同行,最近考虑在北京注册,理由是“北京没山东管得严”,但老杨不为所动。无论怎样,杨明再也不是杨氏种业的老板了。

　　据杨明介绍,他的企业主要在济南地区经营以章丘大葱为主的蔬菜种子,一年下来纯利还不到10万元,勉强能养家糊口,根本谈不上发展壮大。按他的话说,像他这样的小公司,在济南“太多了”,这些小公司构成了种子企业的大多数。

　　杨明觉得,他们这样的小公司应该活下来:“中国这么大,农业的地域性又很强,同样是洋葱,南方的品种就没法在北方种,因此就需要在小范围内为农民服务的小种子公司。”他觉得,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不合理,只限制主要作物即可,对经营小品种的企业应网开一面。